一记载寥寥却又影响巨大的艺术奇人
关于徐三庚（1826—1890）之生平，史料所记寥寥。《上虞县志》中有一则，仅寥寥数语：
徐三庚…… 乃大勤乡西山村之人。以 “徐” 字之切音，将其室名命为 “似鱼”。生于贫苦农家，稍年长便外出谋求生计，曾于一道观中充任差役并做杂务。观中道士精于书法篆刻，得其传授，遂入此道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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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光绪上虞县志校续》卷十五《方伎》亦有简略记述：
徐三庚，字辛穀，世代居住于南乡象山。曾绘制《象田贻穀图》以明其志。擅长篆隶，尤为精通摹刻金石文字，但凡书画家之图章，多出自其手，声名惊动公卿。先后为徐学使树铭、杨抚军昌濬、连将军成之幕宾。别号金罍道人。有《似鱼室印谱》流传于世。（据《采访册》）
由此可知，徐三庚出身贫苦之家，迫于生计，“稍长即外出谋求生计”。彼时年岁尚幼，尚无诸多谋生之手段，只能于道观中以打杂度日，却也由此获福 —— 观中道士传授其书法篆刻之艺，此乃徐三庚一生中赖以谋生的主要手段。徐氏所寄身的道观已难以稽考，其在观中的具体时长亦不可知晓。其后徐氏屡屡以 “道人”“道士” 自称，想必与此段经历相关。
《校续》言徐氏 “先后为徐学使树铭、杨抚军昌濬、连将军成幕宾”，此关于徐氏曾为幕宾的记载，于文献中唯此一见，然而徐氏何时、因何入幕，皆语焉不详。按徐树铭（？—1900）于同治六年（1867）至同治末年督学浙江，杨昌濬（1825—1897）于同治九年至光绪三年（1877）任浙江巡抚，连成（？—1882）于同治五年至十二年任杭州将军。徐氏若为幕宾，其在幕之时当不出此年限。查阅徐氏印谱，有 “程良骥印” 白文印，印款为 “庚午长夏于抚院署斋记”。“庚午” 系同治九年，“抚院署斋” 即浙江巡抚杨昌濬的官署，此可证徐氏曾为杨抚军之座上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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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印谱中尚有为杨昌濬所刻 “杨昌濬印”（朱文）、“石泉翰墨”（白文），为徐树铭所刻 “徐树铭印”（白文），可惜皆无印款，无法借此进一步探究徐氏与受印人的交游情形。徐三庚不以诗文闻名于世，亦不通晓兵农、钱谷等政事，故而其入幕所凭借的，便只能是 “声名惊动公卿” 的书法篆刻之技艺了（徐、杨皆钟爱金石书画）。晚清之文人，众多皆有入幕之经历，凭借幕府之平台，或广结友朋，或借此谋生，甚至得幕主之保举而步入仕途。但徐氏之入幕，情形相对较为简单，徐氏未曾有科举之经历，而卖字鬻印乃其职业，故于他而言，所期望的便是能借入幕而改善生活。其篆书经典《出师表全册》飘逸悠舒，姿态妩媚，线条粗细对比强烈，且收笔多露锋，变化多端，成为有清一代篆书经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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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三庚的生平史料虽少（亦无诗文集），但他有印谱行世，其印款中往往记有创作时间及地点，据此可了解其一生行踪的大致情况：
咸丰三年中秋，渭长之不舍（“蓝叔诗画”）。四年秋，虎林（“心在山林”）。五年至七年，不详。八年七月，春申浦（“嘉兴徐荣宙近泉”、“字光甫行九”对章）。十年春，吴趋（“石董狐”）。十一年十月，浦沪（“海角畸人”）。
同治元年，不详。二年七月，春申浦（“四馀读书室”）；十一月，春申浦（“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”）。三年，不详。四年二月，甬上（“吴江叶镛印信”）；春暮，句余（“不足为外人道”）；六月，春申浦（“蒪鲈秋思”）；九秋，归自沪（“李唐启事”）；十一月，虎林（“丽卿”）。五年春，道出句余（“傅尔锳印”）；四月，自富春归（“新安西严”）；六月，盐官（“日爱评书兼读画”）；八月，虎林（“劫灰馀物”）。六年长至，句余（“曾经沧海”）；六月，盐官（“常欠读书债”）；九月，西泠（“上虞周泰”）。七年二月，假榻任阜长寓斋（“孟莲父”）。八年，不详。九年四月，虎林（“费以群印”）；长夏，抚院署斋（“程良骥印”）。十年，不详。十一年五月，沪垒（“头陀再世将军后身”）；荷花诞，沪（“以群临本”）；中秋，道经香港（“弢园藏”）；八月，五羊城（“桐溪范庆云印”）。十二年九月，郡城（“挹林、乐琴”隶书六言联款）。十三年至日，甬上（“徐三庚印”“上于父”对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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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元年七夕，甬江寓楼（“臣陈炳文”“绰园”对章）；嘉平月，春申浦（“臣钟毓印”“雪塍”对章）。二年，不详。三年浴佛日，云津（“黄建笎印”“花农”对章）；夏五，都门（“杨文莹印”）；九月，云津（《临天发神谶碑》篆书四屏款）。四年午月，鄂垣（“长州谢榛日利”）；七月，鄂渚（“褎海”）；八月，客鄂垣将归（“槱湄”）。五年乍秋，沪上（“直榦、清风”隶书八言联款）。六年重九，春申浦（“十字、千年”隶书八言联款）。七年七月，春申浦（“庚辰翰林”）；冬至，沪上（“孝通父”）；葭月，客沪上，将之里门（“秀水蒲华作英”）。八年冬，颐塘（“震泽徐氏藜光阁所藏书画”）。九年四月，春申浦（“臣郭传璞”“怡士”对章）。十年，不详。十一年四月，买棹皖江，道经虎林，遇……于吴山（“下官卖字自给”）。十二年团圞节，春申浦（“应变、远心”篆书八言联款）。十三年乍秋，春申浦（《出师表》篆书册跋）。十四年至十六年，不详。
以上乃是徐氏印章边款（亦有书作题款）中所记载的生平踪迹，然而徐氏的行踪，定然不止于此。通过逐年梳理罗列，可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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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徐氏外出鬻艺最迟始于咸丰三年（28 岁），其离开道观至此时段的行踪，尚需新史料予以补充。
2、徐氏先后曾涉足萧山（渭长之不舍）、杭州（虎林、西泠、抚院署斋、吴山）、富阳（富春）、海宁（盐官）、香港、广州（五羊城）、天津（云津）、北京（都门）、武昌（鄂垣）、安徽（皖江）等地。其中在上海停留时间最为长久，尤其是晚年，基本于沪度过。上海作为晚清经济最为昌盛的商埠，富绅汇聚，画家纷至沓来，对于一生以鬻艺为业的徐三庚而言，实乃理想的谋生之所。晚清的艺术家，大多于上海与北京两地获取发展（如赵之谦的艺术成就，便是在京师奠定的基础）。相对而言，在上海，主要与商人往来；而京师之圈子，则须与官场交道，且亦需具备一定的学术底蕴。徐三庚既无功名，又不致力于学问，故而沪上的氛围相较京师更契合于他。
3、其次前往较多的是杭州。杭州距离家乡较近，又是省城，经济亦颇为繁荣。《校续》称徐氏曾为幕宾，查核印款中所记徐氏同治五年至光绪三年的行踪，却发觉仅有同治五、六、九年到过杭城（同治八、十年与光绪二年的行踪未明），并且同治五、六两年在杭城的时间想必不长。此种情形，或许是徐氏在幕的时长甚短；又或是徐氏仅曾为其座上宾，却因口耳相传之误，被载入《采访册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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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徐氏青、中年阶段的行踪飘忽不定（晚年较为平稳），常常是一年辗转多地，如同治四年、五年、六年、十一年。此种状况，一方面大概是应鬻艺之需求；另一方面，也可能因其曾寄身道观，而受了道士云游习性的影响。
5、徐氏鲜少回归上虞，时常于各地游历寓居，但大多在上海及浙江东北部经济、文化昌盛之区域活动。除此以外，亦曾前往苏州与安徽，南下（香港、广州）、北上（天津、北京）各有一次。
张鸣珂（1829—1908，字公束），乃浙江嘉兴人士，痴迷书画，擅长诗词骈文，著有《寒松阁谈艺琐录》《寒松阁诗》等。光绪丙子年（1876），张鸣珂秋试未中，捐纳粟米成为县令，于是被分发至江西，与赵之谦曾在江西通志局一同共事。江西巡抚刘坤一称其与赵之谦、董沛为江西“三贤会”。
（致敬张小庄先生研究汇总！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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